城市纪念空间中的记忆应用与传播路径

徐嘉颖　肖思和

【摘 要】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以空间为载体、记忆为文本的纪念空间是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成为独特的地方文化符号。从传播学视野看，作为媒介的纪念空间构建起连接与沟通、意义生成与共享的传播平台，并发挥着传承地方历史文化、构筑公共交往平台和强化群体认同的作用。成都东郊记忆是我国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产，以纪念空间的形式保存、活化了城市工业记忆。本文通过对东郊记忆案例考察，从空间的媒介性质角度分析纪念空间的传播功能，并对纪念空间的传播提出优化策略，由此延续地方文化，强化记忆认同。

【关键词】纪念空间;记忆;城市;传播

《现代汉语词典》将“纪念”一词解释为用事物或行动对人或事表示怀念，其英文表达“memory”则有回忆、储存之意，指把已不复存在的事物在脑海中复现的能力。纪念将过去与现在相连，通过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构建形成现代追忆。而空间被理解为由物体与感知它的人相互作用形成，大体上分为客观的物理空间和主观的意象空间。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仅具有功能，更承载着深层次的意义。以记忆为文本，空间为载体的纪念空间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为选择记忆、建构记忆的结果，它在物理空间层面以具象化表达建构过去与现在同在的非共时空间，在意象空间层面以历史文化精神为核心，塑造城市记忆。从传播学视野看，纪念空间中的信息交流、人的交往和意义共享无不体现出传播的内涵。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的延伸，这种延伸是对人的器官、感官或功能的强化和放大。”[1]可以说，对人类有感觉刺激的信息都可以成为媒介。由此看来，纪念空间作为媒介发挥着传播的功能，并起到延续与活化地方文化、连接交流网络、强化社会认同的作用。

一、纪念空間与传播的互构

20世纪下半叶，西方人文社会学科出现“空间转向”思潮。原本在信息传递为传播本体观的影响下，空间被视为传播的阻碍，传播以跨越时空为进步标志。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提出“地球村”理论便可为此印证。空间本身的媒介性质及其所构筑的交流关系与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被遮蔽的位置。然而，“空间转向”思潮再次将视野重回空间本体。福柯、列斐伏尔等空间理论学家开始重视空间价值，将目光放置于空间的社会关系性上。在传播学研究中，英尼斯最早明确指出空间是传播的重要维度之一，并提出“偏向时间的媒介”和“偏向空间的媒介”，认为不同的媒介形态导致不同的传播偏向，由此达到文化延续和帝国扩张等目的。在他的时空观中，时间和空间都是连通媒介与人类文明的介质[2]。英尼斯关于空间维度的观点为后来的传播学者奠定基础。在此影响下，传播学研究将空间看作具有能动性的媒介，其中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多元化的结构[3]。

由纪念物和历史环境组成的纪念空间是空间的重要类型之一，它不仅以“记忆”为元素表征过去历史文化，又通过文化精神承载意识形态。纪念空间的特殊功能在于，其一，它具有纪念功能。法国记忆研究专家诺拉等人认为纪念空间具有回溯性，通过回溯历史唤起人们的记忆。其二，纪念空间具有连接功能。它将空间附上“回忆的氛围”，连接起过去、现在与未来[4]。人们通过空间实践了解历史文化，形成对文化和地方的认同。由此看来，纪念空间的信息交换、搭建公共交往平台和意义共享等功能充分显现着传播的内涵。它以嵌入日常生活与交往网络的方式，将人与空间，与记忆关联，由此构建以人为主体的传播关系网络。

成都东郊记忆前身为红光国营电子管厂，是20世纪50年代“三线建设”的代表工厂，有着“北有首钢，南有红光”的美誉。而随着成都现代化进程、环境污染以及工业结构调整等原因，“辉煌红光”风光不再，一度走向衰落。21世纪初，成都市实施“东调”战略，将东郊工业区园内企业迁出，而红光国营电子管厂作为工业文化遗址被保留下来，并以文创园、城市旅游为概念进行改造，形成融老工业记忆、文化艺术、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公共空间。

作为三线建设时期工业文化的纪念空间，东郊记忆以“记忆”命名，体现了回溯过去的纪念维度。它站在现时角度，以传承工业文化精神为核心搭建公共交往平台，体现了传播维度。因此，本文将以东郊记忆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参与观察法探究作为纪念空间的东郊记忆的传播性质是如何体现的，并对空间实践，延伸与强化人与记忆、与空间的传播关联提出建议。

二、连接与沟通：作为物理空间的东郊记忆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众多城市空间因不符合发展状况面临改造。与地方历史记忆相关的空间，一部分沦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一部分通过文化包装，以纪念空间的形式保存下来，成为城市物理空间更新的标志[5]。从纪念空间的物质构成来看，它并非完全复刻空间的原有样貌，而是结合现有社会需要进行改造，将“过去”要素嵌入空间，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记忆。从传播学视野看，述说即交流。个体进入纪念空间，在参与空间实践的过程中获得沟通，以此达到信息传递、了解历史文化与生活的效果。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德赛图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出了空间故事观，认为城市空间的叙事具有模式——桥、边界、前院预示着将有故事发生，而文字、地图等隐喻了历史故事[6]。纪念空间中的物质生成正是汲取过往空间中的部分元素，以复刻、翻新的方式安置于现有空间中，成为表征历史的物质形式。然而，若想让空间中代表过去的元素合理存在，则需要用故事来弥补已经失去的氛围。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将这种现象称为从“回忆氛围”到“回忆之地”的过渡[7]。由此概括，纪念空间的故事化叙述所需要的元素为叙事载体和故事。

以建筑为代表的物质实体是最基础的叙事载体。东郊记忆园区内，与20世纪工业记忆有关的叙事载体分为两种，一是保留翻新后的工业遗物，二是重建后的复刻物。工业遗物中，东郊记忆园区修复了原有建筑的苏联红砖设计，将大部分工业建筑保留下来，并转换了原本建筑内的机器及设备的功能。例如，废弃的锅炉被改造成瀑布，放置在园区进口处。老旧的烟囱不再使用，作为景观建筑和拍照地点。而复刻物体则是以原本遗留物的存在形式为基础，以新形式进行原貌还原。园区内的水泥墙上，横挂着体现20世纪工业生活的标语。这些元素表征过去生活，蕴含丰富的象征意味。

故事化叙事要达到有效的交流与沟通效果，需要以展陈的方式将故事凝聚式地展现。通过文物资料、空间布置构建叙事路径，人们进入展陈空间就会自动进入记忆文化的阅读模式。东郊记忆的记忆长廊保存着整个园区从传统工厂到消费文化空间的发展历程，以丰富的文字和图片讲述了东郊工业历史与生活、现代化发展方向和思路以及成就。在布局上，以一面墙、一幅图、一句话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凝练地介绍了园区由远到近的70年发展历史。左右两侧并排呈现犹如翻书一般，参观者在行走中迅速了解东郊工业记忆的相关信息，感受当时的生活情景与“红光”荣誉。

概而言之，纪念空间的物质形态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载体，是当代人了解过去文化、唤起群体记忆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的热潮下，这些记忆的物质元素更是地方性展现的独特标志，成为差异化来源，形成城市形象的独特烙印。

三、意义生成与共享：作为意象空间的东郊记忆

所谓意象，是指外在客观物质和主观精神感知的统一。英国哲学家康德认为意象具有直接的目的性，能够将审美中的表象与主观感受直接结合[8]。城市研究学者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提出城市意象五要素和公众意象概念。他认为现实生活中，任何城市都存在一个由多人意象复合而成的公众意象，这种意象的形成是通过人们对城市物质环境的观察实现的，并存在共同的部分。这可以理解为，人们在参与空间实践的过程中，通过物质的空间形态感受空间叙事，形成头脑中的意象。这种物质空间的形态感受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生成共享的意义。

正如迪克特·安德森所言：“近代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形成是建立在人們拥有共享记忆的基础之上的[9]。纪念空间正是生成和共享记忆的重要载体之一。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在研究群体记忆的延续性问题时提出“习惯记忆”概念，认为仪式和身体实践是延续社会记忆的重要途径。通过仪式的复现和身体习惯的重复提升群体的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10]。然而，仪式与身体实践的形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需要，以接近真实原貌和保留内核方式，不断创新纪念形式。

东郊记忆的工业景观总体上保留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产和生活场景。红砖房、水泥墙以及停止生产的烟囱和废弃锅炉等物质元素，成为隐喻“过去”的静态景观。脱离现有社会环境，其原先的空间生产功能不再，而活化空间利用价值要结合现有社会框架和生产需要。东郊记忆园区内主要的工业遗址景观为原先的建筑和机械设备，在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基础上，将其进行功能置换，使得以工业生产为主要任务的空间转向文化娱乐一体的消费空间。例如，原熔配车间被改造为影立方7731MAX，起到电影放映的功能。原电视机显像管配件电子厂制造车间被改造为茶楼，提供地方特色的餐饮。整个园区内引入酒吧、咖啡馆、餐饮、剧院等多种类目，形成影视、饮食一体化的商业体验。以参与人们日常生活为主题打造的东郊记忆通过增加人们身体实践空间的机会强化习惯记忆。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原先被纪念、被强调的老工业文化很可能成为消费的陪衬品。最终使得记忆成为被贩卖的商品，失去其原本的价值内涵。

本质上，空间功能转化与再利用是记忆再生产过程。作为记忆主体的人通过身体亲临空间、感受空间最终达到意义共享目的。此时，原先老旧的建筑和机械设施完成“物”到“非物”的转变，在头脑中延续东郊记忆。与此同时，人们以身体实践的方式参与纪念空间的意义共享，本身也体现了纪念空间作为公共交往平台的传播性质。人们以纪念空间为中介，完成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空间的交往。

四、纪念空间的传播优化策略

东郊记忆在保存与延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工业记忆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其在文化内涵的挖掘和人们的空间体验上依然存在问题。首先，园区内的“过去”元素以静态形式展现，大多数游客仅走马观花式地拍照，没有深入了解历史与记忆的途径。其次，在空间转换过程中，大多数空间都以餐饮、影院等新消费方式重构。顾客来到园区的消费目的明显。商业化与文化价值过度分离，让原本以“工业记忆”为主题的园区成为消费的陪衬。基于此，笔者提出纪念空间应从强化空间叙事、整合媒介资源、延伸空间的物质形态等方面优化传播功能，从而打造差异化地标和建构城市文化品牌。

（一）借力虚拟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叙事场景

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的延伸”，技术的发展放大了人体的感官。虚拟数字技术，例如，VR和AR利用计算机模拟生产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提供给用户视觉感官上的模拟，放大了人们对场景、历史事件的感知。又比如，上海思南博物馆将二维码、VR摄影机等放置于物理空间内，人们找到分散于馆内的20个展品后，二维码扫描获取展品的文字、图片、影像等信息。通过移动设备进入虚拟空间，以不同于现实的感官体验沉浸式地感受历史文化[11]。东郊记忆的空间叙事可以利用这类虚拟数字技术，将过去老工业时期的生产生活场景重现，并促成游客与过去时光的互动，从而优化空间体验，使得游客深入了解老工业时期的历史文化。

（二）整合媒介资源，深化“第二空间”意蕴

列斐伏尔从物质、想象、物质与意义融合三个方面将空间分为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其中，空间表征作为第二空间是运用物象、形象、语言等符号系统实现某种意义的象征或表达，是具有构想性、观念性和象征性的意识形态空间[12]。如今，媒介资源多样化呈现，尤其是个人媒介的广泛利用，极大地推动了第二空间中日常性、地方化建构。在老工业记忆的表达上应注重个体记忆的叙事价值，运用不同媒介形态的特性，强化老工业故事的传播效果。例如，公众号“方志成华”记载了23篇三线建设时期的口述史，是东郊工业历史的记忆凭证。东郊记忆可以以此为内容依托，借风社交媒体平台，以视觉化、影像化的方式表达个体与东郊工业的记忆，从而形成有效的工业记忆传播影响力。

（三）开发记忆文化产品，融合文化与商业性质

文化在商业化环境中立足，并非要将两者对立开来，而是以融合的方式汲取两者的优势。在创意文化产业中，开发记忆文化产品是将文化内涵和商业价值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记忆内容以纪念品——物化的方式表达，将意识层面的文化具象为物质形式，即使人们离开纪念空间，也能通过凝固的纪念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另一方面，以新鲜、奇异形象出现的纪念产品抓住受众的消费心理，将营销内容融于文化之中，同时顺应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规律，易于形成广泛传播。例如，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以三星堆青铜面具为原型，推出青铜面具冰激凌、三星堆萌宝天团盲盒，以特色文创形式具象化表达内涵，并产生良好的商业价值。

五、总结

纪念空间作为承载和延续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是一种独特的媒介。它通过制造回忆气氛和故事化叙述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形成非共时空间，并在现有社会背景和消费需求下，创新人们身体实践的方式，强化空间参与的仪式感。人与人、人与空间、人与社会的传播关系共同构筑了纪念空间的内涵，成为“被唤起的记忆”的凭证。然而，纪念空间的传播需要实现传统与现在的融合、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融合、文化与商业的融合，由此维护地方成员的群体认同，使得纪念空间发挥文化活力，在全球化、城市化的浪潮中，形成特色化的城市形象。

参考文献

[1]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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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淼.理解空间：媒介理论视野下的传播与空间[J].新闻知识，2018，（1）：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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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彬，陈忠暖.城市怀旧空间的文化建构与空间体验：以成都东郊记忆为例[J].城市问题，2016（9）：35-41.

[6]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9，24（2）：177-199+245-246.

[7]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23.

[8]刘英.空间意象视角下即墨凤凰村的保护与更新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21.

[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0]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1]孙玮.从再现到体验：移动网络时代的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J].探索与争鸣，2017（9）：38-41.

[12]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M].王志弘，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2003.

作者简介   徐嘉颖，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传播学硕士;肖思和，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都历史与成都文献研究中心项目“空间变迁：城市记忆中的文化再造与传播——以成都市东郊记忆为个案研究”（CLWX2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