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鼓励生育

方也　杨萌　张立忠

老齡化的挑战躲不过，生育成本高的难题避不开，为了鼓励生育，世界各国绞尽脑汁！

加拿大被称为“老人和儿童的天堂”，是出了名的高福利国家。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不仅能享受到免费医疗和教育，政府还有各种育儿补助措施来减轻父母的负担。

第一是俗称“牛奶金”的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小孩从出生一直到18岁，可以每月领取这笔补助，具体金额随家庭收入的增加不断递减直至为零。

第二是育儿津贴福利，除了母亲最多可享受15周的产假津贴之外，夫妻双方最多可共享69周的育儿津贴，其中产假津贴是工作收入的55%，育儿津贴是工作收入的33%。

第三是教育储蓄计划，为鼓励家长为子女大学费用尽早储蓄，政府会根据家庭每年的教育储蓄提供20%的基本补助，每年最高不超过500加元，到孩子17岁为止。

第四是低收入家庭补贴，年净收入在$25921以下且育有小孩的家庭，政府会提供占收入80%的家庭补贴金。

第五是托儿补助金，虽然从小学至中学的义务教育都免费，但学前教育是自费的，政府会根据家庭收入情况提供专门的托儿补助金。

加拿大生育、教育上的津贴福利花样繁多，看起来非常诱人，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生育率却一直走低，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或根本不生孩子。2019年人口增长更是创历史新低，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47胎，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80%左右的人口增长来自新移民。

为什么加拿大政府的经济激励措施并未激发民众的生育愿望？原因在于生育支持政策的覆盖面是有限的，主要是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育儿保障。有人声称“在加拿大生三个孩子，父母就不用工作了”，这在实践中确实是可行的：2020年家庭年收入在31711加元以下的，一个孩子每年最高可以获得6765加元的“牛奶金”。如果一个低收入家庭有3个6岁以下孩子，每年可拿到2万加元左右的“牛奶金”，加上带薪假期、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托儿补助金等，足够一家人生活了，因为加拿大家庭税后平均收入也不过6万加元左右。

但对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层来说，除了育儿津贴有所帮助之外，并未享受到多少福利，而且随着精细化育儿在中产阶层的盛行，养育孩子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却越来越高。《Money Sense》2015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加拿大养育孩子的年成本为13366美元，18年加起来超过240000美元。加拿大全球人口研究主席苏珊·麦克丹尼尔表示，在加拿大养育孩子是一项昂贵的事业，这不仅体现在金钱方面，还体现在机会成本方面，女性不仅要上班还要接送孩子学习曲棍球和芭蕾等各种课外活动。加拿大统计局调查发现，经济激励措施只对收入低于10万加元的家庭有效，只有46%的父母认为生育福利政策有用。

对于广大中产家庭来说，昂贵的儿童早期保育费是一项巨大的开支，一些城市诸如多伦多每月托儿费用在1500至2000加元之间，可能比大学学费还要贵。对很多二娃及以上家庭来说，送孩子上托儿所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加拿大儿童上托儿所的比例不到55%。

近年来，建立广大中产阶层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体系，一直是社会讨论的热点，也是加拿大政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17年，联邦政府承诺在10年内向各省提供75亿加元，用于为新托儿中心提供资金、对旧托儿中心进行改造并资助幼教培训和提高工资。联邦政府在2021年更是进一步确定对国家儿童保育体系进行“重大、长期、持续的投资”，计划未来5年内将会有总计300亿美元的新投资;从2025—2026年开始，每年至少将投资92亿美元。预计到2022年底，加拿大平均托儿费用有望降低50%。联邦政府这项旨在缓解中产育儿负担的政策，最终效果究竟会如何，还需拭目以待。

作为一个出生率较低的国家，德国一直面临老龄化社会的种种挑战，如何鼓励生育并支持年轻的家庭，是德国社会近年来的重要话题，德国生育福利政策也一直在改进。

首先，每一个孩子出生后直至18岁，德国父母都可以为孩子申请儿童金。如果已经成人的孩子处在无业状态中，儿童金可以领到21岁;如果孩子继续读书，则可以领到25岁。另外，残疾孩子的儿童金没有年龄限制，可以一直领下去。儿童金的数额也在逐年提高，从2002年的每月154欧元增加到2021年的每月219欧元（第三个孩子225欧元，从第四个开始250欧元）。

其次，除了法定带薪产假，德国政府还为家庭年收入30万欧元以下的父母提供父母金和父母假。父母双方为每个孩子可各自申请最多3年的父母假，在此期间雇主不允许开除员工且必须保留同等职位。父母假的起始时间以及具体休假方式（可灵活分成多段），可以在孩子满8周岁之前由父母自由选择，但大多数德国父母都会选择在孩子出生后的两三年休父母假。

2013年8月之前，德国法律规定孩子满3岁父母才可以申请幼儿园名额，而且德国的爷爷奶奶没有带孙子的义务，除了可能身体及家庭状况不允许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固定每天照顾、接送孙子的爷爷奶奶几乎没有，这样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环境就决定了3岁以下孩子的妈妈必须自己照顾孩子或者在附近找日托阿姨。

2007年开始，父母双方还可以总共拿到14个月的父母金——每月最少300欧元、最多1800欧元，数额大约是休父母假一方在孩子出生前12个月税后月收入（上限是2775欧元）的65%。前提是，父母一方必须最少休两个月、最多休12个月的父母假，所以很多年轻的父母选择妈妈休12个月，爸爸休2个月。休父母假期间，他们可以完全不工作，在家照顾孩子，也可以一周工作不超过30小时（2021年9月起，每周工作时间可以增加到32小时）。

德国育儿福利政策也在不断改进：从2013年8月开始，孩子满一岁就可以申请幼儿园名额，这样就鼓励了年轻妈妈们尽快重返职场。2015年7月之后，新政又规定每月父母金可以减半，而领取父母金的父母假時间可以增加一倍。这样在能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年轻的父母们就有了更多陪伴孩子的时间。另外，德国企业一般提供弹性工作时间以及居家办公的可能性，以方便有孩子的员工灵活安排上下班时间，兼顾工作与家庭。

尽管减轻家庭负担、鼓励生育的福利措施在不断改善，德国的生育率除了在2016年有一个小高潮之外仍然没有大的提高。年轻家庭遇到的问题仍然存在：比如幼儿园开放时间虽然延长了，家长们可以安心工作，但幼儿园却一位难求。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护理人员一直以来的低工资造成了护理资源的稀缺，疫情更是加重了护理行业的负担，这无疑是对老龄化社会的巨大挑战。去年6月2日，德国政府内阁刚刚批准医疗护理改革新方案，计划从2022年起每年为长期护理保险提供10亿欧元的补贴，并将23岁以上无子女者的护理保险费提高0.1%，即从税前收入的3.3%提高到3.4%，而有子女者仍只需交纳3.05%（无子女者一直以来需要多交0.25个百分点），这一政策被舆论认为是对没娃一族的“薅羊毛”。

总之，德国人认为，鼓励生育政策不是孤立的，教育支持、妇女生育福利、生育后重返就业岗位以及企业文化、管理理念等都需要与之配合改善，有了这些保证，一个家庭才会考虑到多一个孩子带来的是快乐而非负担。

吉尔和麦克是典型美国夫妇，年轻的时候在城里蜗居打拼，结婚生子之后，把家搬到城外郊区安家落户。两年前他们搬来的时候，带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儿子，当时吉尔正怀着第二个孩子。他们搬来几个月之后，大家一起庆祝了他们小女儿的降生。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很少的几个没有通过法律要求企业为其员工提供带薪产假的国家之一，产假属于美国劳动法规定范畴，其1993年修正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规定：“有50名以上雇员的公司，必须给新生儿或新收养了儿童的母亲12周的无薪产假。”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州把这一规定扩展到小型公司（50名以下雇员）。而对于大部分供职于小型公司的母亲，则没有相关法律给予她们带薪或无薪产假的保障。

没有带薪产假，新晋妈妈只能想方设法降低生育成本：除了把带薪假期全部用在生育期（美国公司只有一种带薪假期，只要不去上班，不论原因全部从带薪假期里扣除），买保险是最主要的途径之一。2014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规定：所有的医保必须包含怀孕和生产，涵盖从产前检查、住院生产到产后新生儿和产妇护理的大部分费用。还有一种保险叫“短期残疾保险”，该保险可以使被保险人在“短期丧失工作能力”期间，得到至多60%的薪资。生育可以算“短期丧失工作能力”，所以可以领这个保险金。

现在有很多美国公司为全体员工购买了这个保险，算是给员工的福利。还有待遇更好的公司，不仅为新晋妈妈提供时长不等的带薪产假，新晋爸爸也享有同等待遇。不过这属于公司行为，不在国家法律法规之内。

以前也听说过“在美国生一个孩子领多少钱”的话，实际情况是，只有没收入或者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请“妇幼营养补贴”。对于低收入水平的定义，各州又不同。在康涅狄克州，低收入是指“等于或者低于联邦贫困指南的185%”。2020年“联邦贫困指南”的贫困标准是个人年收入在12140美元以下，或者作为一个四口之家，家庭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那么，能够领取“妇幼营养补贴”的收入水平应该是个人年收入等于或小于22459美元，或者四口之家的家庭年收入等于或小于46250美元。符合了贫困标准，能领取多少“妇幼营养补贴”呢？这个计算方法非常复杂，有很多指标，一般从每人几十美元到几百美元不等。营养补贴不以现金方式发放，而是以“购物卡”和免费医疗服务的形式下发。“妇幼营养补贴”需要每年申请，如通过审核，可以一直领取到孩子的5周岁生日。孩子5岁之后可以读书了，这时如果仍符合贫困标准，可以申请学校的免费营养早餐和午餐。

作为中产之家，麦克一家在添丁以后，能够得到的补贴几乎是零，他们唯一的福利是可以退税。孩子的生养费用、上学费用（私立学校学费除外）都可以用来抵税。但是，这个抵税额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也就是说，收入越低，抵税额度越高。

在美国，作为无收入或低收入家庭，生育孩子前后能够得到比较多的福利补贴。而中产家庭，特别是有工作的职业女性，在享受新生命到来的喜悦之余，则要承担更多压力，甚至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作出取舍。

◎ 来源|北京青年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