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政策性金融绿色转型策略思考

戴浩羽

近40年来，随着全球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和强度的明显增加，国际社会对通过减排减碳应对气候变化逐渐达成共识，先后形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条约，构建起联合国框架下的制度安排和行动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于2020年正式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新发展阶段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必将密集出台各类低碳政策，这将会对现代经济活动产生全面影响，银行也会因此面临新的矛盾、新的场景、新的要求。政策性银行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中“逆周期、补短板、调结构”的重要承担者，必须要积极开始转型之路。

一、推动银行绿色转型是适应经济发展模式变化的需要

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中，8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煤炭的燃烧。从产业结构看，电力、工业、交通运输业三部门二氧化碳排放比重接近90%。因此，实现双碳目标，一是推进能源体系清洁低碳发展，在电力行业稳步推进水电发展，安全发展核电，加快光伏和风电发展和对清洁能源替代后的剩余化石能源大规模用碳捕获与存储技术的发展。二是在能源产品的生产过程（如炼焦、炼油、采矿）中，进一步挖掘去碳空间。三是在体制方面，加快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型电力系统，完善清洁能源消纳长效机制，推动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四是推动能源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加快提升能源产业链智能化水平。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必然对金融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从历史角度来看，由于不同银行应对方式不同，每次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均使得银行业的竞争格局产生了深刻变化。无论是从普通股份制银行最终转变为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还是从最初管理援助基金的“小银行”变成今日综合性开发银行集团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都在反复证明着“天下大势，顺应则兴，逆之则衰”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当前，在低碳目标下，国内外银行同业纷纷制定绿色发展战略，推进绿色转型。在新的“起跑线”上，金融机构只有顺应经济发展模式变化，加快绿色转型，不断提升应对气候转型金融风险能力，才能“不跑偏”“不掉队”，在高质量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二、“双碳目标”下政策性金融绿色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外部环境变化对银行业资金供需方面带来新机遇

一是投融资总量缺口，2030年后有扩大可能。从总量看，中国目前存在较大的绿色投融资缺口，而这种情况可能在2030年之后更加突出。以2017—2019年中国绿色投资供给与需求为例，尽管每年其缺口都在缩小，但即便在2019年仍有近0.6亿元的缺口。依照现有绿色投资的供给情形，据估算，2021—2030年累计绿色投融资缺口约5.4亿元，年均0.54亿元。而这种缺口预计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2031年后绿色投融资缺口可能会迅速上升到每年1.3万亿元。同时据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在污染防治与绿色低碳领域，全国已有4156个PPP项目签约落地，投资额达4.1万亿元。这些项目投资期限长且金额巨大，存在庞大投融资需求，为绿色金融业务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同时，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环保红利”进一步释放，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不断壮大，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这些新兴的产业不仅生命力强，而且未来市场可期，为金融机构资产结构调整带来了新机遇。

二是资金供给能力增强。2016年以来，为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监管机构先后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指导意见》《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将银行资产的碳足迹纳入绿色银行的考核评估机制，逐步形成支持绿色信贷等绿色业务的激励机制和抑制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行业贷款的约束机制。如央行已将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纳入央行贷款便利的合格抵押品范围，并将不断丰富碳减排支持工具，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未来还有可能在保持银行总体资产风险权重不变的前提下，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增加高碳资产风险权重。同时，随着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强制性要求、绿色项目激励机制、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逐渐完善，环境权益也将进一步物权化，碳排放权、排污權、水权、用能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将获得广阔拓展空间。这些措施都不同程度提高了银行业的资金供给能力。

（二）外部环境变化对银行业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带来新挑战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盟将用时70年，美国将用时43年，而中国只有30年的时间，时间短、曲线陡，经济转型会更剧烈，带给金融机构的冲击也更大。一是战略转型时间紧迫。实现绿色转型，必须将绿色发展、低碳金融的发展目标、措施列入发展战略当中，其业务流程、管理制度、风险管控等都要进行调整和优化，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好从传统金融到绿色金融的衔接与促进，保证绿色金融实施与国家目标的吻合与同步，对金融机构而言是个严峻的挑战。二是信贷资产质量承压。随着减污降碳对资产估值和市场预期的影响，高碳排放的企业资产价值出现下跌，财务负担和经营成本也会上升，可能造成银行信贷资产收益下降、不良上升、坏账增加的局面，进而影响银行资产质量安全。同时，对新项目的风险识别方法与经验往往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由于缺乏历史和实践经验，目前碳金融的风险管理手段还不系统、全面，在新增绿色项目风险防控策略设计上可能存在漏洞，进而加大了项目的不确定性风险。三是金融工具单一无法满足融资主体多样性要求。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工具的发展呈现出了“偏科”的问题。2018—2020年，中国绿色信贷在绿色融资总量中的占比约为90%，而绿色债券和绿色股权占比仅仅占7%和3%，但依据估算的绿色投资需求的融资结构，即便中国的资本市场保持现状，碳中和对绿色股权和绿色债券的投资需求占比也接近40%，跟现状明显不符。在当前以信贷为主导，其余金融工具发展规模有限的情况下，部分绿色投资需求存在被抑制的风险。

总的来看，“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对金融系统自身的绿色转型来说，是一场硬仗、一次大考，在此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事实上，监管机构正在搭建绿色金融的正反馈体制机制，未来绿色金融业务做得好的银行业机构将获得更低的资金成本，同样资本金约束下将获得更大信贷投放能力，从而推动绿色金融业务更好地发展。比如，近期人民银行透露将聚焦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三个领域，发放一万亿元低成本再贷款，利率1.7%左右。因此，高质量推动绿色转型事关未来发展，是不得不做好的一项重点工作。

三、 对政策性银行自身信贷业务碳达峰措施的思考

（一）在顶层设计层面，要加快把低碳经营理念融入公司治理全流程各方面

推动自身信贷业务“碳达峰”，涉及公司治理的方方面面，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做好科学应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结合外部环境以及农发行自身特点，推动绿色转型要做到三个转换。一是要转换观念。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银行业的信贷管理制度、现有客户体系等都将深刻调整，这是对目前银行业竞争格局的一次重新“洗牌”。虽然推动绿色转型短期会加大银行业务发展的难度，但在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下，“早转早主动，晚转就被动”，要正确看待“舍”与“得”，拿出“当下转”的勇气，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科学研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加快绿色转型步伐。二是要转换方法。对项目低碳指标的评价不同于通常的一般风险项目的评价，顺应新时代绿色发展潮流，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必须妥善应对低碳转型给本身带来的新矛盾。这要求我们必须做好绿色金融顶层设计，重塑业务流程，改革信贷评价原则，定期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在产品创新、风险防控、人才队伍等方面切实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三是要转换结构。“双碳目标”不仅意味着绿色产业的长足发展，更意味着传统的高碳排放行业和直接碳减排十分困难的行业需要进行低碳化的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绿色转型需要在资产端做好“加减法”。增量方面，要改革信贷评价原则，将是否符合碳管理的目标要求作为信贷支持的必要条件，增量投入按照低碳银行标准运行。存量方面，要通过前瞻性评估摸清底数，根据企业的碳排放情况分类管理，实行有计划的支持、维持与退出。

同时，实现以上变革要不断加强科技、组织和人才支撑。一是科技支撑方面，要协同推进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针对银行业目前普遍存在的对环境和气候风险的认识不足、数据不足、方法不完整以及评估能力有限等问题，要做好现有客户的数据挖掘，同时要拓宽碳经济数据来源，逐步打通与社会相关行业碳金融大数据的平台交换，及时测算信贷项目碳强度，实现对服务对象的精准画像，提升对气候和环境风险的管理能力。二是组织支撑方面，要优化组织架构。建立专门的绿色金融部门，形成一套规范、高效的管理章程和运营办法，保证绿色转型发展有迹可循。三是人才支撑方面，要搭建绿色金融人才团队，有规划地对人才加强培养，加大对环保、金融、信息科技等领域复合型人才的引进，不断提升绿色信贷队伍专业素质和履职能力。

（二）在具体操作层面，要聚焦碳强度，科学调整信贷结构

一是“碳达峰”要重点通过贷款投放结构调整来实现。信贷业务“碳达峰”，不取决于绿色贷款投放的增加，而在于贷款投放结构的调整。“碳达峰”是一个总量概念，是全部信贷项目碳排放量的加总。从公式来看，当年全行信贷总体碳排放量=上一年度全行信贷总体碳排放量+当年增量信贷新增碳排放量-因存量信贷结构调整当年产生的减排量。在这里，峰值的高低不对能否达峰产生影响，只要存量信贷结构调整形成的碳减排量大于当年增量信贷新增碳排放量，且逐年保持这种趋势，信贷总碳排放量达峰后将逐年下降。其次，绿色贷款项目也不是全部为零排放项目，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银行的贷款余额是逐年增长的，即使存量贷款全部为绿色贷款，只要贷款余额总量在增加，年度总体贷款碳排放量就是增加的。所以，“碳达峰”要重点通过贷款投放结构调整来实现。

二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割裂的兩个阶段，必须在着力实现信贷业务“碳达峰”的同时推动“碳中和”。存量信贷的结构并不是可以无限调整下去的，政策性银行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中承担着“逆周期、调结构、补短板”的作用，有些领域是政策性银行必须重点支持的，不能降低支持力度。在信贷结构调无可调的情况下，随着信贷总量的增加，“碳达峰”后总碳排放量下降的趋势必然会出现反转。所以，必须全面摸排存量项目碳减排、碳中和潜力，同步开展信贷业务“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动部分条件好的贷款项目提前实现“碳中和”。

三是必须变定性分析为定量分析，科学设计减排路径。通过调整存量贷款结构实现“碳达峰”受限于每年贷款到期量，调整方向为：把从碳排放强度高的行业到期收回的贷款投向碳排放强度低的行业（行业转换），或把到期收回的贷款投向同行业的绿色转型方面（行业内转换），从而实现总体碳排放量降低。同时，由于存量信贷的结构调整能力是有限的，增量信贷要更多投向低碳领域，从而降低通过存量信贷结构调整来降碳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在2028年如期实现信贷业务“碳达峰”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需要对每年贷款的存量调整和增量投放结构进行设计。但由于目前各行业碳强度尚不明确，对总体信贷项目碳排放量的计算便无从算起。应加强与相关部委的沟通，尽快明确各行业碳排放强度测算标准，先行测算银行按国民经济分类的各行业贷款的碳排放强度，并建立测算实现碳达峰的贷款结构调整模型，模拟生成政策性银行贷款结构调整的最优路径，定期测算贷款实际结构偏离模拟路径的差异，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

（作者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副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