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规训：“后真相”时代下网络舆情优化路径

蒋鹏祥 李岚

【摘 要】在“后真相”语境下，大量“真相反转”冲击了传统新闻的权威，导致网络舆情治理变得更加复杂。通过分析“后真相”的成因可知，网络“真相反转”源于算法的不良倾向。文章探索如何利用算法推荐的技术优势，规避负面舆情对受众的不良影响，并从法规、技术、价值引导等多个维度，提出网络舆情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算法规训;网络舆情;媒介环境;算法推荐

“后真相”（Post-Truth）用来描绘“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当“后真相”一词运用在传媒领域时，其目的不在于反真相，而在于观点和立场先于真相出现。“后真相”的最大特征在于群体会忽略真相，忠于对自我的情绪判断。

在“后真相”时代下，因为网络舆论焦点转移，青年人更倾向将情绪化观点以网络社交平台转发、跟帖、评论等形式进行表达。“后真相”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对主流观点与青年思想观念的消解与冲击程度加深，网络舆论行为乱象亟待进一步加强整治。人们需要厘清“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的算法特点与成因，据此对症下药，完善治理策略。

一、网络舆情困境与算法桎梏

随着“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的兴起，现代传播媒介技术赋予每个普通人发声的机会。“两微一端”以民众作为主体，拥有巨大的号召力，迅速成为当下民众意见表达的核心方式。但是，劣质内容、过度沉迷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对受众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一）网络信息低俗、庸俗问题突出

现代信息传播的特点是逐步走向“去中心化”，传播平台缺乏内容的“看门人”，导致庸俗信息污染互联网。从内容提供者的角度来说，传统新闻人坚守的第一原则是真实性，对比而言，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更在意流量导向。能否在短期内吸引大量用户停留是其核心指标，因此容易忽略信息的真实度。因“看门人”的缺失，导致网络信息充斥“软色情”“软暴力”，内容低俗庸俗问题突出。尤其是青少年由于尚未完全具有足够的自控力与明辨是非的能力，更容易受到不良影响，甚至导致部分青少年的恋爱和消费观念异化、不当模仿和社会行为失范等问题。

（二）部分网民沉迷虚拟世界导致社交障碍

当下，部分网民由电脑端的沉迷转向手机端的沉迷，这与算法推荐密不可分。这些网民沉迷于大数据与算法推送的消息，引起过度媒介依赖，甚至产生恶性后果，诸如自闭、孤独、无法自控等。同时，沉迷虚拟世界将大大削弱群体日常的正常社交能力，从而形成人格障碍。从舆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社会人会将情感附着于具体的人或事物上随机表达或宣泄出来，围绕社会热点衍生的网络舆论事件，容易成为网民情绪表达或宣泄的附着物。[1]而沉迷社交软件又进一步降低网民的分辨力与自控力，为了避免网络舆论行为表达情绪极化，对算法的规训势在必行。

二、算法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权威”言论遭受信任危机

“后真相”语境下，一些群体有时会忽略权威平台发布的真相，坚持对自我的情绪判断。他们不再笃信专家言论和权威发布，主流媒体的权威言论遭受信任危机。与此相对的是民间“志趣相投”的话语获得了生存空间，而“志趣相投”的话语背后，是一套精妙的算法偏好技术。

（二）算法技术构建“信息茧房”

在微观层面，自媒体运营中创造出的极限传播速度、全天候供稿模式带来了突发事件情景的爆发式增长。在“流量为王”、流量与营收挂钩的规则下，一些自媒体为抢先获得流量，竞相公布未被核实的报道，导致后续“真相反转”的频发。更有甚者，个别自媒体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偏好，不惜同时站在正反两方的立场上，力求同时收割对立双方的情绪。流量机制孕育了情绪化报道，一些自媒体越来越倾向于向“情绪煽动力”“话题热议度”“粉丝互动量”看齐，而非还原事实真相。

另外，智能化的信息推送模式造成“信息茧房”，阻碍了不同观点的相互碰撞。算法技术的发展使内容传播的门槛、方式等发生剧烈变化，导致不同社群之间沟通不畅，产生社会矛盾纠纷。因为算法本身并不生成新主题，而是以用户喜好为关键词进行内容抓取，根据停留时间算出用户的兴趣程度，完成用户画像。协同算法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将每个用户按照相同爱好、背景、工作经历分类，并推荐到用户的好友列表当中。用户通过选择锁定感兴趣的信息，“算法”与“推送”就会记录下用户喜好，完善用户画像，从而在浩如烟海的数据库中整合出受众喜爱的信息，延长用户的停留时间。用户越是依赖这类信息，越是陷入这样的舒适区，就会为平台提供更多的喜好数据，从而使得互联网平台在消息的推送上愈发精准。这种基于用户兴趣的推送方式，使得受众很容易接收片面观点，忽视那些与受众意见相反或不感兴趣的信息，形成一个封闭的“信息孤岛”[2]，导致受众的误判，引发群体分歧，甚至产生不良后果。技术带来的变革，让互联网开辟了无数公开表达意見的平台，表达意见的机会越多，受众不同意见的累积也就越多。

（三）智能算法导致受众群体彼此孤立

新媒体时代的智能算法让信息推送日益精确，形成了无数不同立场的受众群体。他们彼此隔绝孤立，活在自己世界的“信息孤岛”中。然而，当他们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立场，一次又一次的“真相反转”又狠狠地撩拨了他们的情绪时，将会引发群体共鸣，最终容易导致意见相左的群体之间爆发纯粹情绪宣泄的非现实性冲突。

在“后真相”时代，群体更在意符合自己情感需求的言论与观点，而非事实真相。精准的智能算法助长了这种风气。由于“信息茧房”的存在，人们无法时刻接触意见不合的群体，弱化了不同群体之间“求同存异”的机会，导致不同群体之间敌对与破坏性的表达日益提升，最终提高了非现实性冲突的强度。按照这样的思路，对“后真相”时代的冲突治理策略需要落实到对算法的规范上。媒介技术如何平衡商业盈利与人性，将会关乎到“后真相”时代的价值取向。

三、通过算法规训净化网络舆论环境

由前文可知，普通大众的意识形态多表现为具体形象的感性认识。当信息平台利用算法集中推送相关信息时，也会把其中的负面情感传递给更多网民，加深网民对突发场景“愤怒”情感体验，促使广大网民在“网络情景”的状态中达到情感共鸣。净化网络舆论环境，需要司法部门、网络大咖、主流媒体等多方面协同发力，共同营造与维护和谐有序的网络舆论场域。笔者从算法规训的视角，尝试提出媒介环境的净化路径。

（一）明确平台监督责任，完善立法加强技术监管

网络行业没有强有力的行业协会，从自我监管的角度难以下手。算法技术针对用户提供主动服务，易引发网络舆论乱象。[3]因此，要实现网络环境的信息净化，构建健康向上的媒介环境，首先要对相关法律体系进行完善，进一步明确平台责任与监督机制，确保平台的算法推荐和信息传播在合法合规的框架范围内。

具体到实践层面，加强技术监督指的是对防沉迷系统的完善。监管者要对每一步推送都做到精细化把控，及时填补技术漏洞，优化算法推送的内容，设置特定的信息分类化管理。以“抖音”为例，其算法推荐机制包括算法责任、辅助分发和智能分发三个层面。其中，智能分发是核心，这决定了运营商是否做到位，应当构建防沉迷系统、风险提示系统、内容审核系统三位一体的闭环监督机制。在辅助分发领域，必须包含反标题党、反谣言系统等。本文认为，在此基础上应当优化已有的算法推荐系统的推送指标。可以在推荐系统的算法模型中增加内容影响力、时效性、专业品质、用户满意度等指标。通过这种方式，在面向用户群体进行信息推送时，呈现的是更全面综合的结果，此举有利于网民群体发掘更加多维度的信息，从而走出“信息茧房”的困境，也能将网络沉迷的风险降到最低。[4]

（二）主流媒体与网络大咖合作拓宽传播渠道

要吸引网民群体，尤其是青年网民，必须要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网络语言。搭建与网民群体稳定的沟通桥梁，过去宏大且严肃的叙述是不够的，让受众听得懂并愿意听，才能获得受众的认可。要由内向外打通网络圈层壁垒，推动互联网舆论的顺畅沟通。泛娱乐的潮流下，广大受众容易被各类新型设计媒体所吸引。因此，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在流量活跃度高的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发布信息，既能增强网民受众的接受度，也能营造更好的舆论氛围。[5]

网络交往形成的圈层化是网络活动的一大特征。圈层内部成员往往习惯于特殊网络用语，这也是主流舆论力量介入的关键点。为此，政府、主流媒体必须加强与网络大咖的互动，掌握运用网络语言，如网络暗语、网络缩写等。去伪存真，方能以主旋律内容牢牢占领网络阵地，从而规范网络语言。

具体而言，政府应当引导网络大咖增强责任意识。前文所述，在“去中心化”浪潮中，在舆论热点发酵后，一般青年群体很难了解事件全貌，网络舆论走向则与关键大咖的发言密切相关。因此政府要关注网络大咖的规制。首先，主流媒体应当加强与网络大咖的沟通，建立系统化管理模式。网络大咖主要产生于网红、某领域专家、网络草根群体、社会名流、明星等，该群体活跃度较高。政府加强对网络大咖的教育管理，也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环节。其次，可以通过会议形式加强与网络大咖的沟通。比如，通过与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大V、名人交流，激发其正确引领网络舆论行为的责任意识，主动响应主流媒体并就相关热点事件展开讨论评析，向网民澄清真相。最后，积极挖掘新的核心网络大咖。网络大咖并非固定不变，大量组织鼓励青年领导干部、学者积极参与网络热点话题讨论，通过发挥其专业素养说服与感染网民群体，从而组建代表官方发声且亲民的网络大咖团体。由此塑造网络大咖正面导向功能，使其切实成为引领网络舆情的中坚力量。

四、结语

当智能算法被网络媒体广泛运用，将会促使“真相反转”事件频发，群体逐渐对于新闻真相免疫，从而被“信息茧房”规训成一个个“立场优先”“情绪先行”的团体，这样的场域被称为“后真相”时代。当互联网平台利用算法集中推送相关信息时，也会把其中的负面情感传递给更多青年，加深大众对突发场景“愤怒”情感体验，促使广大网民在“网络情景”的状态中达到情感共鸣。这一过程催生了一系列网络舆情问题。要在“后真相”时代下有效引导网络舆情，就必须厘清造成算法困境的原因，并且对症下药，明确平台监督责任，通过完善立法对技术进行有效監管。同时，促使主流媒体与自媒体融合交流，提升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切实净化网络舆论环境，提升网民使用网络平台的素养能力，建构理性化表达模式。

参考文献

[1]卢毅刚.认识、互动与趋同.公众舆论心理解读[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69.

[2]唐远清.网络群体极化的社会心理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7）.

[3]蒋鹏祥，叶秀.后真相时代的“算法”规训研究：以“非现实性冲突”为切入点[J]. 现代法治研究，2020：（4）26-34.

[4]骆郁廷.论“后真相”网络空间的价值澄清[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06）： 139-145.

[5]余秀才.网络舆论传播的行为与动因[D].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2010.

（编辑：黄佳君）